有关基诺族汉文献记载史于清代。据考，因基诺山盛产普洱茶，明未清初有汉族商人进入，推广种茶制茶技术，对基诺族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朝在基诺山司土寨设攸乐同知，筑砖城，带“马步兵丁五百名”驻守。但六年之后，因瘴气厉害而裁撤，委任基诺族头目为攸乐土目，管理基诺山区。在清代以前，傣族土司对基诺山已实施统治，传说傣族召片领曾拜认过司土寨的基诺族长老为干爹，还娶过一个基诺族美女为妻，并生一子，后来此子当了召片领。傣族土司在基诺族村寨任命了叭、鮓、先级基层头人，而且还以前、后半山为单位，任命两个金伞大叭，各赐以金伞一把，鋩锣一对，锁链一条。每年这两个大叭都要在金伞的张盖下，在手持铁链、大刀和鸣锣开道的随从簇拥下，巡游各基诺族村落，以宣扬傣族召片领的统治权威。民国时期，地方政府在基诺山委任保甲长，保甲长与傣族土司任命的基诺头人相结合，主要职责是为地方政府催缴贡赋。1941年11月至1943年4月，基诺族在操腰的领导下，联合瑶、哈尼、布朗、汉等民族进行反抗，最终迫使云南省地方政府把车里县长撤职查办，3年内未在基诺山征税。?
在1949年以前，若诺族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阶段渡阶段，由父系氏族制取代母系氏族制，大约也只有300余年历史，现在日常生活中母系氏族公社的遗俗还相当多。如在隆重的“上新房”仪式中，第一个手持火把登楼点燃火塘的是氏族内最年长的女性；在成语和古老的祭词中有“母亲是家长”的古训；只有母亲才有权为生病的子女杀鸡“招魂”；村社长老虽已是男性，但至今人们仍沿用母系氏族公社时代的称号“左米尤卡”，即村寨的老奶奶。基诺族的村寨，是由几个不同氏族的一些个体家庭组成的地缘村落。每个村寨都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村公社，村社各有自己的边界，其他村寨的人不得越界耕作。村社内部的土地占有制大致有：村社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以氏族为单位的土地共有制；个体小家庭的私人占有制。但公有制是主要的。在农业生产中盛行换工互助，狩猎中盛行原始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原始租佃、雇工、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但并未出现不劳而食的剥削者。?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人民政府派工作队进入基诺山，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帮助基诺族人民发展生产，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发展生产和文化，使基诺族社会由原始社会的农村公社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基诺山因地制宜，实行多种经营的方针，采取以林为主，生产不断发展，生活不断改善。现在改变了过去刀耕火种的落后耕作方式，兴修了水库，建起了水电站，基诺山寨有了电灯。开始使用拖拉机，农产品加工也用了机器。砂仁、茶叶、紫胶等经济作物收入在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增加。文教卫生事业也有了较大发展。多数适龄儿童能入学读书，还有一些青年在大专院校深造。乡建立了卫生所，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建康。?
关于基诺族的来源，没有文字记载。据传说，基诺人先民由普洱、墨江甚至更远的北方迁至基诺山东部边缘一处名叫“司杰卓米”的地方。后来人口增多，分为乌优、阿哈、阿希三大支系。早期的基诺社会曾处于狩猎采集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传说要填饱肚子需要走九架山九条箐。而当时祭祀活动频繁，更加重了食物供给的困难。基诺族先民因此迁离“司杰卓米”向外发展，大部分人员迁到基诺山地区的杰卓山定居。与此同时还进行了两项重大变革：一是废除了“巴什”(血缘亲属之意)内婚制，出现了“基诺洛克”的名称。“基诺”含有“舅舅的后代”的意思，“洛克”的含义是全体或整体。这显示在杰卓山时代已经进入母系氏族社会，而“基诺洛克”是当时若干个氏族合在一起而形成的部落组织。二是发生了信仰习俗的变革，出现“人鬼分家”。“司杰卓米”从此在人们心目中成为祖先神灵居住的“鬼寨”。当时形成了用生姜及芋头“驱鬼”等习俗。
在杰卓山时代的晚期，社会经济出现繁荣景象，传说当时已经有了过“特懋克”节，即“打铁节”的风俗，表明基诺族先民已掌握了金属工具而告别了石器时代；当时有了酿酒房，定期举行集市贸易，附近的其他民族都来赶集。大约在公元13世纪中叶，传说由于战争原因，基诺族先民迁离杰卓山分散到基诺山区各地建立村寨，这时发生了由母系氏族制度向父系氏族制度的过渡，随后又发生了由氏族社会向农村公社时代的过渡，农村公社成为各个村寨基本的社会形态单位，而在农村公社内部存在父系氏族组织。每个村寨由若干个氏族组成，每个氏族中最年长的男子即成为村寨的头人，由此组成农村公社的权力机构即“七老”组织。“七老”分别称为卓巴、卓生、巴努、生努、达在、柯卜罗和乃厄。其中“卓巴”及“卓生”的含义分别是为众人挑起担子的人及为众人开辟道路的人，这是村社的主要头人。人口较少的村社只有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
在近代，巴朵寨原来由两个氏族组成，分别产生卓巴及卓生两个头人，后来由于疾病流行，卓生氏族的男子全部死光，只剩下卓巴氏族。巴朵寨村民的婚姻原来遵守“巴什”外婚制即氏族外婚制的古规而进行，由卓巴氏族与卓生氏族互相联姻；在失去了卓生氏族以后，村民们只得打破“巴什”外婚制的古规在血缘亲属中开亲。卓生这一职务也在原来的卓巴氏族中产生（巴亚寨老人沙车及白腊者于1998年2月向笔者讲述）。
在农村公社时代，任何基诺族男子都有希望担任村社的首领，即使是残疾人也不例外，惟一的条件是他的岁数要比本氏族的其他男子大一点儿。每个村社都有两面木鼓，它是为纪念其始祖玛纽玛黑乘木鼓从洪水中逃生而制作的，若有人当选为卓巴或卓生，村民们就把木鼓送到他家的竹楼上挂起来，因为这木鼓是首领权威的象征。通过这种保管木鼓的办法，几百年来基诺族社会一直避免了首领的世袭制，避免其首领使公共权力转变为私人特权的可能。
在公元14世纪中叶，西双版纳的傣族召片领召坎勐娶一位基诺族姑娘为妃，于傣历713年（公元1351年）生下刀逻答（刀逻答于公元1391年继任召片领，时年40岁）。这件事反映了当时基诺族与傣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并由此使基诺人的事迹开始有确切的年代可供考证。后来西双版纳召片领的势力进入基诺山，通过上述亲戚关系任命司土寨及巴普寨的长老为“金伞大帕雅”，并在基诺族各个村寨分别委任了帕雅、扎、先等大小头人。至20世纪中叶，这种统治形式已经延续了200多年，但是并没有改变当地社会的原始农村公社性质。
18世纪以前，基诺山已经开辟出大片茶园。据道光《云南通志》第34卷、100卷记载，18世纪20年代，包括基诺山在内的六大茶山“每年约产茶六七千驮”。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政府“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攸乐”，为了控制这盛产茶叶的“咽喉之地”，在司土老寨动工修建“攸乐城”，驻扎500名马步兵丁。六年以后由于“烟瘴甚盛……兵丁多数伤损，其存活者亦皆疾病缠绵”，将攸乐同知及驻扎兵丁撤回。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司土老寨还残存着当时的城门墙垣及砖窑、水井等古迹。公元1799年檀萃撰写的《滇海虞衡志》谈到：“普茶名重天下，出普洱。所谓六大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邦，四曰莽枝，五曰慢而，六曰曼撒，周八百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光绪《普洱府志》卷八说：“五方杂处，仰食茶山”。雍正年间六大茶山每年产六七千驮，平均每座茶山产茶1000余驮，这与基诺山历史上“茶叶最高产量1500担以上”（《版纳文史资料》第四辑，第37页）的估计是大致相符的。据调查，“攸乐山在1937年尚产茶1201担”。（景洪市政协编：《景洪文史资料之三-基诺族》，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第46、47页；张肖梅主编的《云南经济》第12章说，民国年间西双版纳茶山“以攸乐为中心”）。从18世纪初叶到1940年以前这200多年时间里，基诺山的茶产量经常保持在1000担以上。这些茶通过普洱转销国内的许多地区乃至销往国外，享有很高声誉。这显示基诺族与省内及国内其他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基诺人通过茶叶的生产为中国经济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劳动者前来基诺山参与茶叶的生产经营活动，与基诺族结下深厚友谊。
1941年由于无法忍受当时政府的剥削及压迫，以巴卡寨的搓约为首的基诺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孔明仙下凡”的名义动员各村寨群众参加起义队伍，在三年时间内多次击败前来镇压的反动军队。最后迫使当时的云南省政府将车里县长王字鹅撤职查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勤劳的基诺族人民重建家园，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1956年被定为“直接过渡区”，即不经过民主改革而建立合作社，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并结束了原始农村公社制度。从1979年以来的20年时间里，通过贯彻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有关民族政策，基诺族社会经济正在经历跨时代的飞跃，进入更快的社会发展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