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党中央在派出访问团到各地的同时，还分批组织边疆少数民族各方面的人士到内地参观。1950年国庆时，有380多位各民族的代表和文工团员接受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
在这些代表中，来自湖南湘西的一位叫田心桃的苗族代表提出，自己是土家族不是苗族，要求政府承认土家是一个民族。这位年仅22岁的女教师的诉求，无形中推动了正在酝酿中的民族识别工作。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把少数民族看作“国族”的大小宗支。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宣称中国只有“宗族”或“统一血统的大小宗支”，许多少数民族因此不被承认。
《共同纲领》颁布后，随着党的民族政策落实，一些过去不被承认或被迫隐瞒了民族成分的少数民族群众，这时纷纷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民族。同时，对我国境内的各个人们共同体进行科学识别，准确地界定汉族和少数民族，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田心桃的诉求，立即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时任中央民委参事的杨承志教授当即找到田心桃，对“土家”这一称谓进行了初步识别。随后，这项工作落到了著名学者潘光旦肩上。
潘光旦一头扎进土家研究中。整整4年间，这位高度近视的老人从二十四史和大量其他文献中，摘录了3万多张有关土家和南方民族史料的卡片，写出《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的巴人》一文。
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史料、确凿的论据阐明：土家不是瑶，不是僚，不是苗，不是汉，而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是单一民族。这个结论，至今仍是土家族来源的重要依据。
2004年，我们找到第一个提出对土家人进行识别的田心桃。她说：我的家乡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即便是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爬山、下山时，都不能穿草鞋，走路时，脚趾头还要勾着钻入泥内，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潘教授右腿有残疾，平地上走路都要拄拐杖的人，为了土家识别钻山入林，让人感动。
潘光旦在研究文献的同时，派汪明瑀教授带队，深入湘西调查土家现状、文化、习俗等，写出《湘西土家概况》。让王静如教授对土家语言进行调查研究，写出《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
王静如此文，在罗长培、严学窘等专家对土家语言调查后得出“土家语是藏缅语族”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土家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语言”。
1956年5至6月和1956年11月到1957年1月，潘光旦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先后两次赴湘西、鄂西土家人聚居地区实地调查，验证已有的研究成果，了解土家人的要求，推动土家族识别问题尽早解决。
当时，湖南有关同志认为土家与汉族差不多，不同之处恰恰都是些落后的习俗。因此，不同意将土家识别为单一的民族。土家识别问题因此被搁置。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促成了问题的解决。参与其事的黄光学老人，向我们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56年，他们到湘西调查，兼顾土家族识别问题。返回时路过长沙，省委书记周小舟同志请他们吃饭，晚上举办了舞会。调查组一位女同志在与周书记跳舞时，讲到土家识别问题，才发现省委书记对土家识别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竟毫不知情。他们由此看出了推动这个问题解决的契机。
回到北京后，调查组向李维汉作了汇报。李维汉果断决策，派出以中央民委主任谢鹤筹带队的调查组，带上有关资料再赴湖南。借调查之名，与湖南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沟通，推动土家识别问题的解决。
这个调查组得到湖南省委的重视。在周小舟直接干预下，省委明确表态，土家是否定为单一民族，听中央民委的。湖南这个表态，扫除了土家识别问题上的障碍。中央民委根据专家建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很快便确定土家为一个单一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