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地区以后，于1932年分别成立兴安东省和兴安北省。两省省长和省公署各厅厅长及所辖各旗旗长主要由达斡尔族和当地少数民族担任。同时，在两地组建兴安警备军，亦主要由达斡尔族和蒙古族担任高级军职和司令官。少数民族虽担任了官职，但实权则掌握在日本参事官和日本人担任的副职手里。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日本侵略者驻重兵于海拉尔，并在海拉尔、兴安岭修筑许多军事要塞。1938年，海拉尔西屯被日军机场占用，全屯30多户达斡尔族被强迫迁到南屯。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达斡尔族的一些爱国志士投入了抗日救国的正义斗争。
协助东北抗联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9年冬，东北抗联第六军参谋长冯志刚等同志带领所部来到莫旗北部山村小库木尔屯。抗联队伍纪律严明，态度和蔼，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深受达斡尔族群众欢迎和支持。达斡尔族青年猎手孟德仁与抗联领导王均、王万俊成为抗日救国生死与共的结拜兄弟，为抗联带路当向导，购粮买马和侦察情况，使抗联队伍袭击捣毁数处警察所和其他日伪机构，缴获大批物资和枪支弹药。1941年夏，王明贵率领抗联三支队来到鄂伦春旗境内毕拉河一带，经过与当地游猎的鄂伦春部落接触交谈和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王明贵、陈雷等与鄂伦春猎人盖山、义尔格程、廷宝和达斡尔族猎人额尔格苏、孟常书等人结成义兄弟，他们合力攻取了日本人经营的格尼河“伊贺公司”（伐木场），解放了200多名劳工，缴获很多粮食和其他物品。1941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抗联路经莫旗北部偏僻的郭恩和卡布楚达斡尔族山村，两屯群众很快凑集了32匹马和粮食、衣服鞋帽等物品支援抗联。待日伪军赶来时，抗联队伍已安全转移。
开展秘密工作
海拉尔地区的一些达斡尔人还在十分艰难危险的情况下，秘密地进行地下工作和情报工作，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达斡尔族知识分子金寿鹏于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海拉尔蒙古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抗日救国活动，不幸于1936年被捕后转押到齐齐哈尔日本陆军监狱惨遭杀害。家住南屯的达斡尔族青年荣茂1921年去蒙古，并加入蒙古人民革命游击队。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荣茂于1926年申请回到家乡。他以小学教员身份做掩护，进行地下革命工作，自1929～1931年先后介绍选送40多名达斡尔、鄂温克、蒙古族青年赴苏联、蒙古学习。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呼伦贝尔以后，他多次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派来的情报员接头联络，不幸于1842年被捕入狱，被日军杀害。1945年8月进驻海拉尔的苏蒙军代表慰问荣茂家属时说，哈斯巴特尔（荣茂）同志的牺牲是极为悲痛的事情，他坚持同日本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为我们苏蒙联军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东北地区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民族上层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各族人民的强烈反抗，而且也引起了某些具有民族气节的上层人物的不满，达斡尔族的凌升即是一例。“918”事变后，他幻想借助“满洲国”的成立而摆脱东北军阀的统治，参与了拥戴溥仪出任“满洲国”皇帝的“建国活动”。“满洲国”成立后，他出任兴安北省省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日益强化，凌升对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不满，并在地方行政管理问题上与日本参与官经常发生激烈的争论。1936年3月，在新京（长春）召开兴安四省省长会议，凌升在会上直言不讳，就日本开拓团占据草原开垦种植、日本人担任“满洲国”各级政府官员并控制实权、日本关东军干涉地方政务、日语为“满洲国”通用语等重大问题上，发表了言词激烈的反对意见。日本关东军由此认定凌升是他们推行殖民统治的重大障碍，必除不可。会后，凌升和华林太（凌升的日语翻译，兴安北省秘书官）返回海拉尔当即被捕，并逮捕了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同时在海拉尔、南屯、西屯、莫和尔图等地实行戒严，先后共逮捕20多名达斡尔族官员。凌升、福龄、春德、华林太等四人被解送到新京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并于同年４月以“通苏通蒙”的罪名加以杀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