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地生灵气
贵州地处高原，且多山，素称“八山一水一分田”；气候温润宜人，但多变，有谓“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丰富的生物资源，造就了“黔山出妙药、夜郎无闲草”的传奇。贵州是我国四大药材产地之一，有药用植物数千种。
贵州是我国着名的苗乡，全国近900万苗族人口中近一半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被称为“苗族大本营”。苗族逐渐南迁，陆续定居于西南荒凉的崇山峻岭，所谓“瘴气弥漫之险恶之地”，生存环境对健康诸多不利，是苗医药砥砺千年，形成一方医药特色的历史地理背景。
在清朝乾隆之前，湘西黔东交界腊尔山区和黔东南雷公山区还未入“官籍”，被称为“苗族生界”，同时其他大部分地区仍沿袭清初土司制度，有“蛮不入境，汉不入洞”的禁令，汉医药没有传入这些地区。据地方志载，汉医药的传入在全面改土归流之后，而西医的传入则是民国后的事。在悠远的历史长河中，广大的苗族地区治病基本上依靠自己的苗医苗药。
二、疗效负盛名
苗族医药的起源很早，向有“千年苗医，万年苗药”的说法。西汉刘向着的《说苑辨物》记载：“吾闻古之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行医于乡里”。被称为苗药的大泽、菖莆，在春秋战国的文献如《楚辞》等中经常出现。目前可查苗药仅在贵州就有1000多种。
苗族医药疗效显着，久负盛名。19世纪末，贵州桦桃厅地甲司苗医龙老二，能为孕妇剖腹取出死胎，经治一个月，孕妇就恢复健康，曾轰动一时，传为奇闻。雷山苗医治疗毒蛇伤可谓里手，并能在短期内治愈能致人死命的疔、痈、疽和蛇毒，对关节炎、风湿、类风湿也能治好。因此，清以后军政要员十分重视苗医。如咸丰、同治年间，张秀眉领导的义军就有黄平县苗医为义军治刀伤、枪伤；北洋政府内阁总理熊希龄曾多次到其家乡湘西要苗医到北京治病。长征时期贺龙同志非常重视苗医，曾多次指示：“不但要物色好的苗族向导，而且要动员苗医随军前进”。新中国成立后，苗族医药得到进一步发展，已发掘研制出不少治疗疑难病症的药方。
三、医巫曾同体
苗族有语言而无文字，所以苗医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着，仅以师承父授，或以苗谚、歌诀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汉族地区在春秋时期，巫与医已经完全分离，但经济文化落后的苗族，却比较长期地保存了“巫医合一”的特点。苗族人民喜用铜鼓，用它祀鬼神以治病，是较早时期的情况。
道光《凤凰厅志·风俗篇》载：苗族民间“疾病延医服药之外，惟祈祷是务，父母病则延老者，十八人牲牢为请命于神，谓之打十保护。童子病则延巫为之解煞，名曰杨关。”这种“巫医合一”的方式，用苗族的俗语来讲，叫做“巫医一家，神药两解”，到清代还很盛行。清代梁雪绳《黔苗词》中曰：“病来不解神农药，杀犬屠牛事鬼师。”可见苗族医药中深受苗巫文化的影响。但从另一个方面看，巫师又是本民族最早的知识分子，由于医药经验的积累，有一部分巫师掌握了一些医疗技术，施行巫术的同时，还兼用草药和其他方法治病，后来巫师当中一部分人分化为职业苗医。
四、实践特色浓
苗族居住分散，方言土语多，导致了苗族医药在内容上的差异性，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如苗族在三十六病、七十二疾、四十九翻的共同特点基础上，黔东北形成了“三十六经、七十二疾”，黔东南习惯用“两纲五经，三十六症，七十二疾”之说，而黔东部分地区则流传“四十九翻”证治。
在病因病理方面，松桃苗医认为人体内，胃是最重要的器官，胃主宰一切，同时，明确指出人的情感不正常是致病因素之一。黔东南苗医把病分为冷病、热病两大类，同时还根据疾病的不同表现和快慢凶吉划分为冷经、热经、快经、慢经、半边经。这无疑是苗医在疾病病因病理认识上的深入。苗医认为“无毒不生病”，毒是多种疾病的总原因，败毒、赶毒、表毒、攻毒作为治毒之四大法则列于诸法之首。这就是苗医临床学“毒为先”的学术观。
“无乱不成疾”。“乱”指人体某些组织结构遭到破坏而出现的紊乱现象。治病不但要重视治总病因之“毒”，而且要重视治总病机之“乱”。在某种情况下，只要先治“乱”，其“毒”往往不治而消。因此苗医治病的十七大法中，治“乱”之法比例最大。这就是苗医临床学“治乱为本”的方法论。
在诊断疾病方面。苗医的望诊特色十分显明，如贵州织金县吕世祥的望诊十五法是望形态、望四毛(头发、眉毛、毫毛、睫毛)、望指甲、望手掌等，这种诊法有和中医相同相似之处，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如中医一般只望头发，少望其他三毛；苗医重视望指甲，多用在妇产科方面；再如望指纹，中医苗医望指纹，均要观察指纹的颜色和长短，但中医观察浮沉，以定表里，苗医观察形态以定病因、属性，二者合参，对提高临床诊断的正确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苗医拿(脉)诊十分讲究，有的苗医把脉分为11种脉，脉的数量比中医少，但拿脉部位比中医多。苗医的闻诊用得较少，主要用于呕吐、腹泻、小便异样的疾病。另外，有些地方苗医诊断方法独特，还有血诊、应诊、物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