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史话内容。关于黎族史话的资料。黎族是海南省的最早居民。黎族内部由于分布地区、方言和服饰等的差异，而有不同的称谓，如“侾”(音“哈”)、“杞”、“美孚”、“润”和台(亦写作“赛”)等五种称呼。但是，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交往时，都自称为“赛”。
以汉文记载的“黎”之名，有多种说法。有的古籍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居住的地方称为“黎”或“黎母山”而得名，如《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儋州)俗呼山岭为黎，人居其间，是曰生黎。”又《桂海虞衡志》记载：“(海南)岛之中有黎母山，诸蛮环居四旁，是黎人。”明代有人认为“黎”是从古代的＂俚＂音转化而来的，清代道光《广东通志·列传·俚户》则把以上两种观点结合起来，认“俗呼”山岭为黎，而俚居其间，于是论俚为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家、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黎”的由来，也作了研究。欧阳觉亚在其《黎族名称由来小议》中，认为“黎”可能与黎族的自称“赛”在不同时期的读音变化有关，隋代以前可能音似“俚”，到了中古时音近“黎”。“俚”之所以讹为“黎”，是中古时人们根据当时黎族自称的音译。
“黎”这一族称最早见于文献上是在唐代后期，如《新唐书·杜佑传》记载：“朱崖黎民三世保险不宾……”这是唐德宗年间(公元780-805年)的事。又如唐昭宗年间(公元889-904年)曾任广州司马的刘恂在其《岭表录异》中有：“儋(州)、振(州)夷黎海畔采(紫贝)以为货”的记载。但是，普遍以“黎”作为黎族的专用名称则是11世纪(宋代)以后的事。宋代的文献如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苏轼父子谪居海南时的论文、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周去非的《岭外代答》、赵汝适的《诸蕃志》等，都用“黎”的名称。“黎”这一专用族名到宋代才固定下来。
我国学者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诸语言的壮、侗、水、傣、布依等民族有密切的渊源关系，特别是与古代“百越”族群中的“骆越”有密切的关系，是从它发展而来的。其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陆续迁入海南岛，最初居住在沿海和全岛各地，过着原始母系氏族公社生活。后来由于历代封建王朝的羁縻征剿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军队屠杀，大部分黎族人民被迫退居五指山周围。也有学者认为，黎族来源于南洋的一些古代民族。有人从303个黎族人的人体测量资料分析比较中，认为一部分黎族在血缘上与马来族有密切的关系，同时杂有少数南洋群岛各民族的成分，提出黎族来源多源说，并有些推论黎族中的一部分是在原始社会时期从海道进入海南岛的。
德国民族学家史图博教授在《海南岛民族志》中认为，黎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与印尼的古代马来民族、印度支那大陆各民族有更显着的类似，是经过几次的民族迁移浪潮，从南方进入海南岛的。刘咸教授在《海南岛黎族起源之初步探讨》一文中提出从黎族的文身、妇女服饰、口琴、织绣品等方面所表现的特点，认为黎族的文化系统属于“太平洋四个文化区中的印度尼西亚区”，“与南洋群岛各民族所有者大同小异”，从而推断黎族源出于南洋各民族。笔者认为，据海南岛的地质构造，至今已达8亿年的时间，历经沧海桑田，海南岛重新被分割成一个孤岛，只是近万年的事情。海南岛存在古人类活动，是人类发源地之一，不是如一些人所说的“海南岛是一个移民社会”。根据是：①1992年3-12月在三亚市落笔洞发现“三亚人”，经碳14断定，年代距今10642±207年，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其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旧文化分布最南的一处遗址，这与大陆华南沿海地区同时期文化遗址十分相似，反映了海南岛与大陆在史前的密切关系。权威性考古发掘、发现的遗址、遗迹、多种动物遗骸、古人类牙齿以及石器、骨器，准确无误地断定海南岛自诞生以来便是古人类的诞生之地。②海南岛的落笔洞、皇帝洞、米寮洞、仙人洞和猕猴洞等等古遗址，都发现有旧、新石器时代文物，如石器、骨器等。③世界四大类人猿之一的黑冠长臂猿仅产于海南岛及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地区。据1998年3月统计资料，目前海南岛仅坝王岭一处就有4群17只黑冠长臂猿。④海南岛的陆生哺乳动物有数十种。⑤我国南方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有从云南开远森林古猿、元谋古猿、马坝人到封开渔涝黄岩洞遗址、阳春县独石仔洞遗址等如此完整的古人类发源地区。
唐虞时代，海南岛为南交之地。夏商周三代，海南岛为扬越之南裔。泰始皇南征百越后，在南方设置了三个郡，象郡为其中之一，海南岛为象郡之边塞。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在琼崖(海南岛的古称)设置珠崖、儋耳两郡。从此，实现了中央政权对海南岛黎族的直接统治。后来由于官吏贪赃受贿，引起反抗斗争，导致琼崖的设治时置时废，有名无实。晋代琼崖郡并入合诵郡，宋元嘉八年(431年)复立琼崖郡，梁朝基本上放弃对琼崖黎族地区的统治。
隋大业三年607年改崖州为琼崖郡。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又置琼州，是时海南岛有四州：崖州、儋州、琼州、振州。宋元时期，琼崖行政区实行改革，除了琼州外，其余均改为“军”，如吉阳军(原崖州)，南宁军(原儋州)，万安军(原万州)。元顺帝至正年(1367年)，琼州改隶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属于广西行中书省管辖。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琼崖改为琼州府，把部分黎族编入图都、乡等基层组织，隶属于州县。清袭明制，在琼崖设置“抚黎局”专管黎族人事，又在五指山腹地各区设总管、哨官进行管辖。
民国元年1912年，海南岛黎族地区的政治体制仍袭清制，置琼崖道。民国十年(1921年)废道制。民国21年(1932年)曾拟划为特别行政区，但未能实行，当时称之为琼崖，属广东省。同年8月改“抚黎司”为“抚黎专员公署”。民国24年(1935年)，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把黎族居住的五指山区划为白沙、保亭和乐东三县，推行乡保甲里制度。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废除民族压迫制度，黎族人民和各族人民一样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政府在黎族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海南建省，建成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早在原始时代，勤劳的黎族人民及其先民就能根据海南的独立自然生态环境条件，用自己的双手培植出适于旱地、刀耕火种的旱稻品种——“山栏稻”。1932-1933年，中山大学农学院的研究人员在崖县(今三亚市)发现了“庞粒”的野生稻种，在保亭亦有类似的野稻栽培种发现。史书记载：“山稻，种于内图及黎山中，燔林成灰，因灰为粪，不需牛力，以锥土而播种焉，不加灌溉，自然秀实，连岁有收，地乃去之，更择它处。”山栏稻经过黎族的长期选育，成为适应性很强的旱稻品种，米质白，粘性强而芳香可口。如史书所记：“其粒绝白”，“味颇香美”的“黎米”“一家煮山栏饭全村香”。用黎米做“酒酉平”(黎语音译近似于“逼央”)，十分香甜，是待客的美味佳酿。
黎族人民及其先民精明能干，很早就懂得利用本岛“土生土长”的“吉贝”纺织“吉贝布”，吉贝布经手工艺术加工成了“广幅布”，并创造了纺、织、染、绩四大工艺，为中华民族棉纺织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纺织＂广幅布＂的原料是“海岛棉”，黎族称为“吉贝”。其品种有两种，一是“吉贝盎”，种植在山栏地，4月种，10月收。其枝叶繁多，耐旱，抗伏，高约2米左右；二是种在屋前或室后的“吉贝”，易种植，一株可分数千万小树桠，要搭架，面积有室庭大。《尚书·禹贡》云：“岛夷卉服，厥篚织贝。”有专家考证“岛夷”含有黎族先民；“吉贝”即黎族的“吉贝”。可见用“吉贝”纺织加工成的“广幅布”至少应是春秋时代。汉代，广幅布有极大发展，大量的“黎锦”、“黎单”、“黎幕”、“黎衤甬”、“黎毯”等的出现，《汉书·地理志》云：“黎族人民皆服布如单被，穿中央为贯头”。除自用外，还远销广西桂林等地，被“桂林人悉买以为卧具”，并成贡品；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说：“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造扞、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杰出的女纺织家黄道婆将黎族人民种植海岛棉的传统技术和纺、织、染、绩四大工艺传给中原地区的汉族人民，促进了宋元时代棉纺织业的发展，使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并促进了民族大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