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族的来源历史介绍。关于黎族的来源。黎族族源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史前海南岛已有人类的活动。1992～1993年在三亚落笔洞洞穴遗址发现了一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及石制品、骨制品和角制品等大批文化遗存，把海南人类活动的历史提前到一万年左右。但目前还无法证明黎族与“三亚人”有渊源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材料，结合前人研究的成果，多数人认为，黎族是从古越族的一支——骆越发展而来的。
一、从历史地理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骆越又作雒越，《史记·南越尉赵佗列传》仅称为骆，“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佗因此以兵威边，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南越已平矣，遂为九郡。”以今日地理范围，赵佗所据的南海、桂林、象三郡，当为广东、广西、越南北部等地。《汉书》、《通志》等历史典籍也称海南等地为越地。《通志》卷五下，前汉纪五下记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南越王相吕嘉反。汉武帝派兵征讨，“遂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可见，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在越人故地开置九郡，儋耳、珠崖二郡在海南岛，海南岛自然是越地一部分。
那么，海南岛当时的居民究竟是越人之中的哪一支呢？《汉书·贾捐之传》有明确记载。汉元帝初元年间（公元前48～前44），珠崖反叛，朝廷议征讨之事，贾捐之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又非独珠崖有珠犀玳瑁也。”上文骆越之名，是文献中首次出现，从上下文可见，骆越是指海南岛土著居民。《资治通鉴·汉纪二十》胡三省注曰：“余谓今安南地，古之骆越也。珠崖，盖亦骆越也。”又据《史记·南越尉赵佗列传·索引》引《广州记》，也说骆越在交趾。因而，从地理上判断，骆越分布约相当于越南北部及粤、桂与越南交界地区以及雷州半岛、海南岛等地。
自东汉以后，骆越一带居民名称有较大变化。《后汉书·南蛮列传》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归汉里君。”李贤注曰：“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这是关于俚人或里人最早的文献记载。从里人（俚人）居于九真徼外观之，应属西汉骆越遗裔。另据万震《南州异物志》、《旧唐书·地理志》等书记载，在广东西江，广西浔江、郁江以南至越南北部的广大地区，其土著居民自东汉以至南北朝，皆称为俚人或俚子。这一地区，西汉以前为骆越地带，不是因居民迁徙变化，而是因为东汉以后已由骆越改称俚的缘故。黎人是由俚人演变而来，学术界没有异议，无需进一步论证。
从以上论述可知，海南岛西汉以前为骆越一部分，而东汉以后，骆越故地土著改称俚，海南岛又为俚人的一部分，后来再改称为黎。
二、从考古学上看黎族与骆越人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海南岛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文化遗址。根据出土器物所表现的文化性质来考察，它与我国两广沿海地区发现的器物同属一个文化类型。特别与广西钦州地区、广东湛江地区（包括雷州半岛）发现的原始文化更为相似。
在石器方面，主要有斧、锛、凿、锄、铲等。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型石铲较多。双肩石器是海南岛石器工具中一种具有特色的石器，数量大，分布广，形式多。我国的双肩石器，主要分布于两广地区。在广西东兴临海河口、南宁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流域扶绥、邕宁、横县等14处贝丘遗址都发现了与海南岛型相似的石器工具、网坠等。尽管海南岛的双肩石器有早有晚，但与两广大陆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无疑属于岭南百越文化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大石铲（身高20厘米以上的），多发现于雷州半岛、西江两岸、广西南部以及海南岛，这正是骆越人及先民活动的范围。
陶器则包括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3种陶系。常见于粤中地区的夔纹硬陶则少见。在海南岛发现的有新石器时代出土的饰绳纹、各种刻划纹和篮纹的夹圜底釜、夹砂罐等；有新石器晚期或更晚的素面、夹砂陶器，口沿外翻成圆条或半圆条状的盆钵类，有些陶器腹部饰鼻耳等各式耳板，还有周秦时期的云雷纹陶器等。这些陶器一方面具有鲜明地方特点，另一方面又与两广大陆有着关联和一致性。
此外，铜鼓也是百越文化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后，在黎族地区发现的许多铜鼓，也说明黎族与百越诸族的渊源关系。总之，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黎族先民与古越族的一支骆越在文化上有着密切的关系。
三、从语言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黎语与古越语在语法结构上有许多共同特点，如修饰语放在中心词之后的结构方式。东汉袁康《越绝书》载：“朱余者，越盐官也，越人谓盐曰余。”“朱余”是由两个名词结合而成的合成词，后者修饰前者，这正是黎语语法的主要特点。清代道光《琼州府志·舆地志》说：黎语“虚上而实下，如鸡肉曰肉鸡，县前曰前县。”
黎语在系属上属于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中的黎语支，与同一语族的壮语、布依语、傣语、侗语、水语等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表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都有共同的特征。在语音方面，声母比较简单，韵母比较复杂，每一个音节都有一个辅音起头的声母，没有真正元音起头的音节；现在壮侗语族分四个调类，八个声调，并与声母的关系比较密切。在语法方面，语序基本与汉语相同，但定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如“白马”说成“马白”，“桃树”说成“树桃”等。在壮傣、侗水、黎3个语支的基本词汇中有不少是同源词，如水、火、子女、鸡、臂、来、狗、猪等，都是同源词，其声母、元音、韵尾都对应，调类除个别例外基本相同。不过黎语从“原始壮侗语”分出来要早些。共同语言是民族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关系密切。黎语既然与壮侗语族的各民族语言的关系如此密切，从此方面可以推定黎族与壮、布依、傣、侗、水等民族有着共同的族源；而目前学术界绝大多数都认为这些民族起源于古代的越族，那么黎族源于古越族的一支也是顺理成章的。
四、从地名学上看黎族与骆越的关系
地名在最初命名时跟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有关，而且地名的历史比文字的历史还要久远。因此通过华南某些地名分析研究，也可以帮助阐明古代黎族的分布情况以及黎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清代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1《文语》载：“自阳春至高雷廉琼，地多曰那某、罗某、多某、扶某、牙某、峨某、陀某、打某…”，在同一条目中又提到黎岐人“地名多曰那某、南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以近代学者研究，这些地名都是根据壮侗语族读音，用汉字音译而成。如壮语称稻田为“那”，壮语、黎语均称水和河为“南”（或作“湳）。黎语称村庄为“抱”、“包”、“番”等。语言的相近，反映了民族的亲缘关系。据统计，这些地名以“那”字最多，分布集中，广西有1200多处，越南有60多处，云南有170多处，广东有150多处。可见，海南岛许多黎语地名与广西、广东高雷等地不少地名在语音和语义方面非常接近或者相同，完全属于壮侗语言系统。
五、从民族学上看黎族与骆越人的关系
古越人在生活上、习俗上的主要特点是：断发文身，契臂为盟，居干栏，多食海产，善使舟船及水战，善铸铜器等习俗黎族基本上都有。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有些还完整地保留着这种习俗。《水经注》转引晋代王范的《交广春秋》，就曾提到当时海南岛上的土著居民就有“披发文身”的习俗。宋代《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对黎族妇女文身有更详细的记载。巢居，是指干栏式建筑，宋代《太平寰宇记》中就有黎人“巢居”的记载。这类房子在白沙南开一带还有保存。在壮、傣等民族中干栏式建筑也很普遍。在婚俗方面，黎族和壮、侗等民族在历史上都有“不落夫家”的习俗，黎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活动和壮族的“玩公房”、侗族的“坐妹”也有近似的地方。此外，《汉书》等都有关于越人“鸡卜”的记载。可见，黎族与壮侗语族各民族在族源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先民与古代生活在两广地区的古越人，以至后来的俚人都有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