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乡族的族源和形成，是以撒尔塔人为主，与当地回族、汉族及少量的蒙古族等逐渐融合而成。东乡族自称为“撒尔塔”，撒尔塔原意为“商贾”，十二、十三世纪的撒尔塔是指定居于中亚一带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各种人，主要是色目人。《蒙古秘史》载，13世纪初，成吉思汗“征撒尔塔兀勒凡七年”，大量的撒尔塔人被“签发”东迁，部分屯戍河州东乡一带。后被元世祖下令将军户变为民户，遂定居东乡地区。明《河州志》载，“孝奇名于地志，与大夏而西通”。“黄河部落接康居”，东乡地区大量的奇僻地名与撒尔塔地名、部落名相对应。如东乡的甘土光、纳伦光、萨勒、库麦土、胡拉松、乃忙等地名，分别与中亚的干土城、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纳伦城、不花刺和撒马尔罕之间的撒里普勒、土库曼、呼罗珊、乃蛮相同或相似。东乡地名中至今保留着许多以工匠命名的村庄。至今有一些家族流传着祖上来自阿拉伯、波斯、中亚一带的说法。以哈木则为首的40个传教者和阿里阿塔率领的8个赛义德，曾来河州一带传教。其中有14人定居东乡，亡后葬在东乡，其后裔分布在东乡县高山、达板、坪庄、龙泉乡。部分东乡人的外貌特征与中亚人相似，大胡须、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睛。
东乡族形成中融合了一些伊斯兰化的蒙古人，元代安西王阿难答部信仰伊斯兰教的部分部众有可能到东乡地区。东乡语属蒙古语族，东乡族形成时受到蒙古族的影响。通过移民、驻军、屯田、亢发等形式亦有汉族定居在东乡的，有的融合于东乡族。至今东乡县锁南镇的王家、张王家，汪集乡高家，达板乡黄家等村以及唐汪乡的一些东乡人，自说祖先是汉族，后成为“随义散撒尔塔”。东乡县百和乡千腊家村等，说其祖上是藏族。明代在河州设有“番客百户所”，所设的屯寨中，东乡有锁南坝、红崖子、喇嘛川、三条沟、梨子山5寨，分别由左所、右所、前所、中前所管辖。这些屯寨的屯民编入千户、百户，给土官交纳贡赋，承担差役。明洪武中期，河州改行里甲制度，东乡设9里。归里管辖的民户，属民籍。
明朝，东乡族人民主要从事于农业生产，畜牧业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东乡族许多生活日用品用羊毛制成，至今留有养马：养羊的历史痕迹。地名中有不少马场、“郭尼米”、“佛格光”、毛勒山等。手工业在清代时有毛毛匠、织褐、擀毡、铁制、石雕、磨房、油坊等，以织褐和擀毡最出名。民国时东乡织褐工艺大有进益，单线改双线，能织精美花纹，纬线从400根增加到1200根。东乡人制的毡种类繁多，有春毛毡、秋毛毡，还有沙毡。东乡与其它地区的交往孔道，主要通过黄河、洮河与大夏河。黄河上有黑城渡、盐场渡、红崖渡、他家渡，洮河渡口有马巷口渡、红柳渡、野松达板渡、科妥渡。大夏河渡口有折桥、右丞桥、浊湖桥。除木船摆渡外，还有羊皮筏子乘渡。木制和石制的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主要农作物在洋芋、小麦、玉米、豌豆、青稞、燕麦、荞麦、糜子、大豆等，其中洋芋的产量较高，播种面积较大。集市贸易清代有锁南、唐汪等6个集。民国初增加到10个集。东乡族人民在旧社会受着地主阶级的沉重剥削，担负着历史官府的田税和差徭。
清康熙年间东乡地区交纳田赋千石左右，地丁银二三千两。清代后期，每年向官府交纳民粮24000石，屯粮24000石，合计48000石。民国37年，韩起功一次抓兵3000人，形成“集市无人烟，乡村无青年”的惨景。在历史上东乡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一起，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其中着名的有清顺治五年(1646年)四月，以闯塌天为首的东乡族人民的反清斗争；清乾隆四十六年，苏四十三率义军途经东张地区时，锁南、唐汪川、洪济桥等地约2000多群众参加反清行列。清咸丰九年(，东乡族马有哥、马录录和闵福英率部阻击清军，参加围攻河州、双城的战斗；光绪二十六年，被称为五统领的东乡红泥滩马福寿和八苏池马忠效统帅1500名回族，东乡族土兵，在北京抗击八国联军；民国17年，参加反对国民军的斗争；民国32年，东乡族马木哥、马撒尔东、马生文等率部参加“甘南农民起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东乡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日本及西方一些国家的着作中称为“撒尔塔语”。句子结构是主、宾、谓的次序，状语在谓语之前，定语在被修饰词之前，有锁南坝、汪家集、那勒寺方言区别。现在东乡语中，32．89%的词汇与蒙语相同或相似；汉语词汇约占49%，其余为阿拉伯、波斯、突厥词汇，大多数东乡人兼通汉语，汉字是东乡族通用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