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桥梁的形式很多，其中以悬桥和索桥颇有特色。索桥有藤索桥、铁索桥多见于东南部门巴、珞巴地区。溜索常见于昌都一带，在江河两岸仅一索相连，行人坐在两端挂在滑轮的横杆上，飞驶过江。史料记载，公元十五世纪中，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上曾架起多座大型铁索桥，沟通两岸往来。当时一位香巴噶举派僧人汤东杰布，把靠藏戏化缘得来的钱作为资金，征集设计和冶炼工匠，连年施工，终于把桥建设成功，成为十五世纪西藏技术水平进步的标志。
悬桥，亦称挑桥、飞桥。多见于山高水深、不易打桩的江河上，如阿里札达县象泉河上，有一座悬桥，桥长约20米。两侧6米，用圆木分六层向河心悬挑，每层密铺圆木六根，宽1.7米。层与层之间铺垫横向圆木架空。中间8米跨，密铺六根圆木宽1.7米，与两端悬挑部分连接。河的两岸，用石块砌筑桥墩，墩上建门洞，将挑木镇压坚实。遇到河道宽阔、水流比较平缓、河水不深的情况，则在河心加桥墩，多跨悬挑。十分壮观。悬桥，反映出工匠对悬臂结构的理解。也是技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的反映。
藏族建筑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藏族建筑艺术造诣很深，能运用统一、平衡、对比、韵律、和谐、比例、尺度等构图规律，取得美的立面造型。江孜白居塔的外轮廊线基本上是等边三角形，构图稳定、严谨、比例良好。在建筑设计上注意建筑功能与艺术的统一，布达拉宫，力求适应当时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政治、宗教和宫廷生活的需要，同时又烘托出神权、政权至高无上的形象与气氛。托林寺迦萨殿和桑耶寺，则以建筑形象描绘佛教世界形成模式——须弥山，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宇宙观。这种构思奇特的建筑设计，达到了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完整统一。在结构与构造上，藏族建筑为多层建筑，并有建筑九层左右的高层建筑的能力。工程技术方面，大昭寺的砖墙（公元七世纪）、桑耶寺（公元八世纪）、夏鲁寺（公元十一世纪）、罗布林卡（十八世纪）精美的琉璃瓦；萨迦寺（公元十一世纪）的大夯土墙、布达拉宫（十七世纪）和扎什伦布寺（十五世纪）的晒佛台大片石墙面的砌筑；各大寺庙金顶的制作，均体现出不同时期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进展。建筑施工方面，工场预制，现场装配建筑已经广泛运用。各大经堂佛殿的梁架立柱系统，都是事先在工场预制、编号、试装，然后再运到现场组装。金顶构架和铜皮都是经过精密计算过的，试装后，刻上编号再运往现场装配。桑耶寺的琉璃塔用砖，因塔形弧线不同，各个部位砖的规格都是经过事先精心设计然后烧制的，砌筑时满足造型的需要。公元1690年建设布达拉宫红宫，一千余名工匠、五千五百名乌拉差役参加施工，工场、营地布置和人力高度有条不紊，充分表现出科学的施工组织计划和强有力的施工组织能力。在长期的建筑实践中，西藏涌现出各市地多著名工匠和建筑家。桑结嘉措不但通晓宗教、天文、医药、历史，对建筑设计与施工亦内行并有指挥才能，称得上一位建筑专家，他所写的一部建筑工程技术方面实录性著作《五世达赖灵塔目录》就是证明。
在藏族建筑发展过程中，既注意吸收汉地和其它民族的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又保持了本民族建筑特色与风格的传统性，推动了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本民族建筑事业的发展。文成公主641年进藏，“随带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并召集汉族“要匠和雕塑等工匠”，参加小昭寺的修建活动。公元710年金城公主进藏亦是“杂使诸工悉从”。萨迦政权之后，汉族建筑艺术和工程技术被大量吸收，夏鲁寺就是例证。该寺夏鲁拉康大殿，二层布置四座汉式殿堂，分前殿，正殿、左右配殿，轴线关系明确。屋面为歇山顶，上覆琉璃瓦，檐下斗拱做工精细，具有元代风格。不断地吸取，并与本地传统巧妙结合，使得西藏的建筑活泼而富有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