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汤”与藏民族的“汤卡”究竟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十分肯定的意见。就“汤卡”这样的艺术表现形式来说，国外已有一些学者进行研究。西方藏学界的权威人物、意大利的藏学家杜齐曾著有《西藏画卷》，对汤卡作了相当详尽的论述。近代也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论述。
一般认为，“汤卡”的原始形式可能起源于宗教的需要。最早是以绘制佛像开始的，从简单的佛陀画像再加上陪衬的附属物如自然界的天空、云彩、树木、飞鸟走兽；后来又出现风景画。这些原始的“汤卡”最早在寺庙中进行宗教仪式时，挂在殿堂里供僧徒们膜拜，藏族民间的说书人在群众场合讲民间故事也有用“汤卡”配合，以吸引听众的注意力，增加其感染力的。学者认为：现代形式的汤卡，从13世纪藏传佛教中的萨迦派已成体系，十分繁荣，这是国外学者包括杜齐、印度帕尔等人的意见。不过，我们初步的研究，藏医“曼汤”的起源可能相当早，而自成体系的“曼汤”则是17世纪末的事情。这是在我们对全套“曼汤”进行了较深入的考察，并结合对藏医学史的研究后才得出的结论。据我们所知，整套的“曼运”共80幅，目前在西藏自治区共有两套，一套由现在的自治区藏医医院收藏，另一套由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对这两套完整的“曼汤”，我们曾做过认真的研究，并且把两套进行了比较。
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方面：
1．“曼汤”所用材料(布料）
一般的曼汤所用材料多是亚麻布，这些布料多数从印度或内地输入，也有用纱布料的。在制作图画之前，要把布料放在胶水和白垩土的混合液中反复浸泡。胶水一般是树脂树胶。浸泡充分以后，即榜出任其自然干燥，然后再用圆滑的贝壳等器具在布面上不断地轻轻磨擦，直到布面平整光滑而均匀，就可以作画了。从这些布料看，多是近二三百年前的产品。另外，“曼汤”绘好后，还要把它裱衬起来，一般裱衬的材料是深色的绸缎，如深蓝、红色或褐色。裱衬后的曼汤可达到40—50厘米X100—120厘米，原画幅则只有30—40厘米X90一100厘米。在捧衬的绸锻上，还绣有各种花边。
布料只能说明这些实物画的时间，而不能作为鉴定“曼汤”原物的历史，因为这些画绝大部分都是些复制品。
2．“曼汤”的具体内容
画中的人物、器物、建筑、衣着、发式等内齐，有较大的参考价值。藏族“汤卡”的绘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注明绘制日期或绘制人的姓名(除个别的“曼汤”外)，所以无法根据这些内容判断时间。但藏族绘画另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曼汤”最上方留有一定的位置来绘制医学中的重要人物，特别是古代医家。由于藏族是个政教合一的社会，医学人物常由宗教人物来担负，从这些人物像的鉴定中，很有助于对“曼汤”绘制年代的考证。例如，有些曼汤中出现五世达赖的画象，而五世达赖在位时期是公元1617—1682年，因而这幅画不会早于这个时期绘制。
3．绘制颜料
“曼汤”全部都是彩色缤纷的图画。根据颜料色泽的新旧，也有助于鉴定年代。藏族绘画所用的颜料，尤其是较早期的颜料，全部采用天然珍贵颜料。我们目前所知的天然原料有：白垩土：白色；雌黄：黄色；朱砂：朱红色；树脂：紫栗色；孔雀石：绿色；金粉：金色；银粉，银灰色；小麦碳：黑色；氧化铁：棕色；槐蓝：蓝色。
早期图画用的是天然颜料，故常经久不变，而且画制工艺也都比较精细，后期则比较粗放，而且染料较易褪色。根据曼汤上着色的情况，为鉴定绘制年代提供了参考。
4．图画文字说明
在每一幅“曼汤”上，都有说明文学，这些文字采用不同的字体，包括楷书、行书、甚至草书写成。而我们知道，现行的藏文是吐蕃时期藏王松赞干布命吞米桑布扎改进制定的。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进行过文字改革，不论在书法方面，或是语法方面，都有变化。如17世纪之前，用古藏文，古藏文的语法和书法，与明末及清朝时期都有不同，这从敦煌出土的吐蕃时期书写的卷子(藏文)就可以看出。藏文书法甚至还有民间体与官家体之别，这些在历史上都有所记载。例如：在许多幅“曼汤”上都有据“居悉本温”的内容绘制的说明。而“居悉本温”是指五世达赖喇嘛的摄政王桑吉嘉措所著的《四部医典蓝琉璃》的简称，该书着成于公元1688年，因此，如有这种内容的“曼汤”，就不可能早于这个年代。
个别＂曼汤”上注有绘制日期。这可能是比较近代的习惯，把这种注有日期的“曼汤”，与其他“曼汤”进行比校，也很有帮助。
5．历史文献考察
这是极重要的鉴定根据。据第司桑吉嘉措的《藏医学史》一书的记载。在赤德祖赞藏王(公元705—754在位)时期，曾从冲姆地区(今属新疆地区)请来医学家，名为占巴西拉哈入藏。这位医家著有《尸体图鉴》和《活体测量》等著作；这两种著作是属于解剖图谱的内容。另一方面，藏医经典著作《四部医典》中第三部“秘密医典”的第八十五章“上下躯干创伤治疗”中，讲的虽系治疗方法，但却用了大量篇幅谈到人体各个部位、各种脏器的位置，并介绍了画图时如何划线、如何确定其位置。例如，文中提到从喉头以下，两乳水平线以上，画一三角形，在三角形之内就是心脏的位置。三角之外，胸部可画一四角形，除心脏外，就是胸部其他脏器的位置。各个脏器、脉道之间的距离，一般用若干“指”、“寸”、“作”“握”表示；还具体提到各脏器的画法等等。
从以上介绍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早在公元8世纪前后，在藏医形成的早期，就已经很注意解剖图的绘制了。13世纪以后，藏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派别。其中主要有南方学派(又称舒派)和北方学派(又称强派），由它们的代表人物南方的舒卡年姆尼多吉和北方的强巴朗杰札桑而得名。两派除了在治疗方法、用药习惯和基本理论的分歧之外，也有其共同点，就是两派都注意绘制“曼汤”，特别是17世纪中叶北方学派的沧丁都孜居美很善于绘制“曼汤”。后来主持绘制整套“曼汤”的桑吉嘉措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指出，他主持绘制的蓝图都是以都孜居美的图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没有疑问，从11世纪到16世纪这段时间里，“曼汤”的绘制已逐渐趋于成熟。
17世纪中叶以后，五世达赖统治时期，由于各派绘制的“曼汤”很不统一，各个学派对药物、治疗、火灸穴位等的认识都存在一定差异，摄政王第司桑吉嘉措决定对此进行整理。他得到五世达赖的批准，以北方学派所绘“曼汤”为基础，根据他自己所着的《四部医典蓝琉璃》的内容，重新进行绘制，于公元1688年完成了整套划一的“曼汤”共60幅。
大约到公元1704年，终于使全套“曼汤”达到79幅，这可能是现存藏医彩图最早的完整蓝本。
由于“曼汤”在制成的时刻，就被当时的统治者视为珍贵的宝物，因此，当五世达赖圆寂时，竟将其中的50幅作为陪葬品，放入其灵塔。此后，六世、七世达赖在位时期，又陆续进行补绘，这段时间持续到19世纪末左右。
十三世达赖统治时期(1895—1933)，对“曼汤”也十分重视，曾于1918年、1923年、1933年分别复制，一般都是成套复制。1923年，当时任“曼孜康”(一译为“医算院”，即现藏医院前身）的主管钦绕诺布主持为“曼汤”补绘一幅图，这是原79幅中所没有的，即历代名医图，共绘出名医12位。在这幅汤卡的背面，还注明绘制的日期，这是老曼汤所不具备的。
我们在1976年对收藏在藏医院和罗布林卡宫的294幅曼汤进行了考察，从藏医院的130幅中研究的结果表明：属于1617年(即五世达赖）以前的1幅；属于五世达赖时期绘制的（1617—1688)1幅；属于六至十二世达赖时期的（1688—1875)96幅；属于十三世达赖以后的（1875年以后)32幅。在罗布林卡收藏的164幅“曼汤”，基本上都是1688年以后，即五世达赖以后的作品。
也就是说，目前存世的整套曼汤都是不同年代绘成的。在1704年桑吉嘉措时期绘制的79幅的那套完整的挂图，除50幅葬入五世达赖灵塔外，以后补绘的都不是原来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变迁，即便五世达赖时填留在世和六世达赖以后补绘的那些“曼汤”，也都散落各方，有的落入民间，还有少数可能流失海外，难得完璧。
即便如此，现存西藏那几套完整的“曼汤”，虽有不少是以后的临摹作品，但其反映的内容仍然是属于《四部医典》及其注解本《四部医典蓝琉璃》、《月王药诊》等的，仍有很髙的历史文物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