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中分布在广西的有一千四百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四个地区。
考古资料业已证实，广西曾经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广西地区。1956年在来宾县麟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麟麟山人”化石，1958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以“柳江人”化石的体质特征来说，正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征相似。而近年来发现的“皮岩人”“灵山人”“荔浦人”等新石器时代原始人化石也皆是壮族人的远祖代表。这表明今天的广西壮族是由“柳江人”和居住广西同“柳江人”一个时期的人类擎繁而逐渐形成。
民族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有文学记载的壮族先民，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激族和“百越”。楼人有文身、凿齿、楼居、悬棺葬、使用铜鼓、善用舟梅、迷信鸡卡等风俗习惯。而“百越”的各个支系，包括活动在广西北部地区的“西阪越”及活动于广西西南部的“骆越”，也大都有这些风俗习惯。“壮为旧越人，就事实而论，两粤初的土着确系壮族”，在不同的时期，壮族古代分别有西固、骆越、乌浒、但、僚、憧、土等不同称谓。“到一万几千年前，壮族先民的足迹已遍及岭西”，这是近、现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正是这些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生产实践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化。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在蔓草荒烟痒房丛中所走过的足迹。
通过考察柳州一带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遗址、“膜麟山人”遗址，南宁新石器时代的贝石遗址以及桂林的航皮岩遗址等各个文化层次，我们发现壮族先民在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与当今壮医所运用的各种医疗用具显然有嬉递之迹。壮族先民由能取火进而烧制陶器，开始熟食，由采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药，服食外敷并煎煮熏洗，都是后来壮医惯用生草药食、敷、熏、洗的开端；遗址中的尖状器、眨(片)石、陶片、兽骨、兽角、骨针，又都是后世壮医常用的针泛、角治、骨刮的起源。
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整理发掘的古医籍和植物标本，都有壮族地区药物。〈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医方吊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较浓厚的南方色彩，如青蓄、厚朴等，还载入壮族地区的一些常见的病症，如蛊、漆疮、蛙蚀等。这是最早记载蛊病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权威资料。罗泊湾汉基中的植物标本，如铁冬青、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梅、青杨梅、橄榄、人面果、罗浮树、金银花、花椒、姜等，有不少是药物。反映了汉代壮族地区药物的开发利用情况。
1161年，郑樵在〈通志〉中将医书分为26类，分类中设岭南方一项，标志着壮族医药在祖国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宋〈图经本草〉共21卷，载入近百种壮族地区出产的药材，大量介绍了岭南但人、土人、山人、僚、蛮的用药经验，充分说明壮族医药的发展对中原医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传世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间，广西“杀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即宜山)推官吴简皆视详为之图，以传于世”。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要算是唯一最早的人体解剖图，不但对壮族医药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原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壮医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结，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壮医对好发在壮族地区蛊病的认识也较早，在防治方面亦有较为独特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