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其分布形式是大分散，小聚居，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彝族人口数为7762286。彝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分为6个方言。原有一种表意文字，史称囊文，也有人认为它是音节文字；1975年制定四川《彝文规范试行方案》，确定819个规范彝字，并开始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推行使用。
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着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
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
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
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
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
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
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
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
新中国成立前，包括云南大部、贵州部分以及广西的全部彝族地区，以土地个体私有为基础的封建地主经济早已占着绝对统治的地位，实物地租是地主对佃农最主要的剥削方式。此外，对佃农一般还进行额外劳役剥削，雇工与高利贷剥削也十分普遍。部分地区由于某种历史原因，土司仍得到保存，或在“改土归流”时保全了大量的土目与中小奴隶主，因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较长。如在乾隆初年，贵州威宁地区的彝族群众仍然“半为夷目家奴”。及至建国以前，所属百姓仍然保留某些农奴的特点，奴隶主的剥削虽以实物地租为主，仍不同程度地残存着奴隶制的痕迹。云南武定、禄劝以及红河南岸等地当时也保存不少大小彝族土司，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地主经济已有取代领主经济的发展趋势。
农业是广大彝族地区的主要经济部门，农作物主要有玉米、荞麦、土豆、小麦、水稻、大麦、燕麦、元根等。农具主要有犁、耙、条锄与板锄。在高原地区，人口稀少，牧草丰富，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主要牧养牛、马、猪、羊等。山地森林资源、山货资源十分丰富。河流湖泊中有各种鱼类和水产。狩猎，采集药材、木耳，捕鱼等成为群众经济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手工业基本上作为家庭副业而存在，主要采取定期赶集的形式进行商品交换。
彝族的社会生产力长期处于落后状态，自给自足的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尤其是在聚居区内一直保持着“以物易物’’的交换形式，仅用少量的牲畜、粮食、山货去换取针、线、盐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耻于经商’’的观念一直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在彝族人民的观念中，牛羊是最有价值的东西，是衡量贫富的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或一家人)能干与不能干、强与弱的标准。拥有百头牛羊是一般彝人的追求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彝族人民经过40多年的开发建设，社会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目前已经建起了钢材、生铁、煤碳、采矿、发电、伐木、化肥、农机、食品加工等轻、重工业部门，形成了一支本民族的产业队伍。云南个旧的云锡公司，已成为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的一个重要企业，贵州西部的六盘水特区，已发展成为着名的煤炭工业基地，四川渡口也成为着名的新兴钢铁工业城市。交通运输也得到了较大改善，各地普遍修建了公路，成昆、贵昆铁路干线也通过了彝族地区。政府还在各地设立了一些贸易机构和集市，使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经济上实行搞活的政策，彝族的城乡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彝人中建企业、经商者逐年增多，落后的自然经济正受到严重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