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各民族的民间舞蹈共同促进了中华民族舞蹈文化的发展。每一种民族舞蹈形式都渗透着他们本民族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审美情趣。顶碗舞作为民间舞蹈形式的一个分支，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顶碗舞主要存在于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中，体现了这一艺术形式在民族交流与民族融合中的生命力。顶碗舞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在各时期融合了本民族特色，同时也体现了这两个民族相似的审美情趣。
一、顶碗舞的历史发展
公元三世纪，匈奴人就有了类似《瓶舞》的舞蹈形式。《瓶舞》是一种来源于生活，以器皿为道具，并且带有一些技巧性的舞姿，因此可以说《瓶舞》与《顶碗舞》在舞蹈形态上有诸多相似之处。西汉初年西域就已被匈奴控制，匈奴乐舞开始传至西域，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将西域乐舞带回中原，丰富了百戏的内容。根据《晋书》卷二十三说：“矜手以按杯，反复之，此则汉世惟有盘舞，而晋加之以杯柈反复之也。”可以推断汉代已有《盘舞》，《盘舞》是北方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以器皿为道具并带有技艺性的舞蹈形式。西晋时期，女乐杂舞中流行一种《杯盘舞》，有人推断《杯盘舞》是汉代《盘舞》的发展，而《杯盘舞》和《盘舞》都与今天所看到的《顶碗舞》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唐朝燕乐中的软舞，其名称大都是因西域地名而来，其舞蹈也多是从西域流传而来，如《凉州》乐舞。张祜的《悖拏儿舞》生动的描绘了《凉州》乐舞：“春风南内百花时，道唱梁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碗舞，上皇惊笑悖拏儿。”这种托碗而舞的形式正是来自西域少数民族。
元代是顶碗舞的成长期。元代有一种带有伴唱的独舞形式，即载歌载舞的表演形式——倒喇。“倒喇”在蒙古语中的意思为歌唱。清代颜光猷《京都杂咏》载：“倒喇传新曲，瓯灯舞更轻。筝琶齐入破，金铁作边声。”诗中描写《倒喇》表演者既能演奏，又能歌唱，还能顶灯起舞。《历代旧闻》记载：“元有《倒喇》之戏，谓歌也，琵琶、胡琴、筝皆一人弹之，又顶瓷灯起舞。”由此可见元代盛行的“倒喇”在舞蹈表演风格和动作形式上与《顶碗舞》极其相似，说明它们有一定的传承关系。元代的宫廷舞蹈中还有一种酒杯舞，元代诗人杨允孚在他的诗集《滦京杂记》中写道：“东凉亭下水濛濛，敕赐游船两两红，回纥舞时杯在手，玉奴归去马嘶风。”这种来自回纥部族的持杯而舞与《倒喇》中的顶瓯起舞结合，已初具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顶碗舞的舞蹈形态。
顶碗舞在明清时期基本成熟。明代刘侗、于弈正在《帝京景物略》谈到：“倒喇者，掐拨数唱，谐杂以浑焉，鸣哀如诉也。”清人陆次云在《满庭芳》词中描写倒喇舞道：“舞人矜舞态，双瓯分顶，顶上燃灯。更口噙湘竹击节堪听。旋复回风滚雪，摇绛烛，故使人惊，哀艳极，色艺心诚，四座不胜情。这几句诗生动地描绘了《倒喇》的舞蹈场景。这两段描述说明《倒喇》这一舞蹈形式不仅被保留着，而且在流传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完整的音乐舞蹈表演模式。民国时期，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依然盛行这种以顶碗为道具的舞蹈表演形式，并且动作仍在不断完善，最终在民间艺人和舞蹈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将其动作形式、舞姿形态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舞艺人康巴尔汗?艾买提便采用这一民间舞蹈素材创作了《盘子舞》，将维吾尔族独特的舞蹈形式和舞蹈魅力展现在舞台上。蒙古族舞蹈艺术家斯琴塔日哈将鄂尔多斯的《酒盅舞》与杜尔伯特部的《顶碗舞》融合，创编了《顶碗舞》。随着时代发展，这一古老的民间舞蹈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维吾尔族和蒙古族舞蹈家们先后用这一舞蹈形式进行创作，使许多《顶碗舞》的舞蹈精品呈现在舞台上。
二、顶碗舞的审美情趣
由于历史的原因，民族间的迁徙与融合，使得舞蹈可以随民族间的交流和发展而不断的更新和充实，逐渐形成今天人们所看到的舞蹈形式，舞蹈形式继承了历史性与民族性，并在两者的交融中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定位，而顶碗舞在两个民族发展的过程中，体现了人们的审美倾向和审美情趣。
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不同的生存依托，形成了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从而影响着民族舞蹈文化。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蒙维族具有相似的审美情趣。在他们的眼中，身边的一切都是值得赞美的；在他们的生活中，舞蹈是情之所至，是感情的最真实表达，是人在强烈感情驱动下的必然表现。顶碗舞最初是在节日盛典或款待宾客时，当人们酒酣兴浓时的即兴舞蹈，这是一种在情感的表达中所形成的人们认同的美。顶碗舞作为一种民族舞蹈形式，由起初的无意识的自娱性舞蹈或宗教仪式舞蹈，逐渐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形式，并且能够在两个民族中存活和发展，是因为蒙古族和维吾尔族先民在吸收外来文化时非常重视与本民族的审美意识的结合，以民族审美需要和创新精神创造了符合本民族审美特征的舞蹈形式。这一古老舞蹈形式在蒙古族和维吾尔族传承延续，也说明这种舞蹈形式符合人民的审美情趣，具有特殊的内在魅力。茫茫草原给了游牧人民宽大的胸襟，他们直抒胸臆以宣泄情感，所以顶碗舞是情之所至。感情的表达又是因人而异、随机碰撞出来的，《顶碗舞》更能表达人在彼时彼刻的激动，更具有感染力和感召力。自娱自乐是草原人民所喜爱的表达方式，因为不受任何限制，使得自娱性的舞蹈形式得以更大范围的发挥其更深层的潜力。在蒙维人民看来，这样的随性，这样的无拘无束就是美的。顶碗舞便是这种不受场地限制，不受音乐限制的随性而舞，舞者兴起便顶碗持盅，伴随着众人的歌声和用筷子击打盘碗的声音即兴而舞，这正符合草原人民的心理，所以他们对这种舞蹈样式特别钟爱。加之这是一种酒酣兴浓的席间舞蹈，更贴近生活，易于被人们接受。顶碗舞是一种自击节自舞的自娱性舞蹈形式，它的自由性更能激起旁观者的共鸣。同时这种舞蹈结合杂技的因素，从而带有很强的技艺性，更为符合他们内心的满足感，使得人们从中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审美享受。
综上所述，顶碗舞是生命本能的自我体现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是心灵震颤的自然宣泄，是人类情感的自娱自乐与临场即兴。它的产生反映了一定的民俗内容，反映了人们的宗教信仰、生活习俗和审美情趣，它是游牧民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们通俗意义上的生活用具在他们眼中就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更重要的是人们还赋予了它以新的艺术价值。顶碗舞的传承与发展，说明这一古老的民间舞蹈形式能够满足人们的精神享受，这也正体现了对生活的一种无法言传的情感，这种情感是草原人民所共有的，这种共同的情感也为这一舞蹈形式的传承不断地注入活力，并且在发展融合中不断创新变化，使得顶碗舞这一表演形式能够历久弥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