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皇帝，忽必烈希望把自己扮演成中国文化的保护人。如果他想被视为汉人的天子，他就不能看起来像一个粗暴简单的“蛮人”。从最初的年代开始，蒙古的统治者都爱好珍藏着名工匠的作品，忽必烈可以利用这种传统对艺术尤其是对手工业进行支持。然而他又不能放弃蒙古式的服饰，以免被蒙古传统的维护者指责为偏爱汉人。此外，作为大汗，他负有在他的领土范围之内促进各民族文化的责任。他不能仅仅和中原文化联系。为了使所有的不同文化保持平衡，既需要在政治上保持经常的警惕又要有间或的变通。
忽必烈对他领土中的文字的政策揭示出他对文化问题所持的态度。需要有适当的文字来记录他的新政府的国库、军事和福利事务。然而蒙古人在收集和保留这些记录上经验不足。有实用性的文字是必不可少的，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蒙古人创造了一种用畏兀儿字母拼写自己语言的文字。忽必烈希望使用他选定的文字帮助统一他的疆域并且确保全面的统治。忽必烈希望有一种能记录所有这些不同语言的文字。总之，他渴望在短期内研制出一种通用的文字。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实施一种不为人知的文字是不会马上被接受的。一种无论多么精确或者多么有效的人工设计的文字，将会遇到过分依恋传统文字的人们的坚决的排斥。
然而忽必烈仍决定创制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他把创制一种新文字的任务交派给吐蕃人八思巴。1269年八思巴创制了用藏文41个字母拼写的蒙古新字。在对蒙古语语音的表达上它比畏兀儿语更准确。它还更准确地反映忽必烈的帝国中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言的语音。八思巴文字有助于统一蒙古统治下经常对抗的各民族。忽必烈自豪地把它叫做蒙古文字，最终称它为国家文字（国字）。他命令用国字书写宫廷文件并且建立加速传播新文字的学校。
忽必烈和蒙古朝廷都促进了戏剧。他们很少进行干预，剧作者可以设计各种主题不用担心政府的审查。一种更积极的趋势是忽必烈和其他官员曾命令在宫廷进行一些剧目的演出。他们看来还充当了一些剧作家的庇护人，他们对白话文的支持方便了剧作家的写作，因此对元剧的发展作出贡献。
朝廷还促进书籍的更广泛传播，因此元朝的印刷术保持了宋朝所达到的高水准。
忽必烈和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甚至更大。
忽必烈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保留蒙古人的仪式和习惯。他继续举行一些传统的蒙古庆典，并且按照蒙古风俗祭山、祭水和祭树，用萨满教士表演传统的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