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州、县；其余散居于宁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蒙古族人口为5813947人。使用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一布里亚特3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的，经过本民族语言学家多次改革，已经规范化的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创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字）”，一度推行，后渐停使用，但用其记录的许多文献，仍有其研究价值。17世纪中，喇嘛僧人咱雅班第达为准确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稍改变通用的蒙古文字，制成一种叫作“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通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以“蒙兀室韦”之名初见于《旧唐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这个部落大部分人向西迁移，这逐渐河流和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相融合。语言受突厥语的影响向蒙古文字发展，经济生活也受突厥语族的影响，从游牧过渡到以游牧为主。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这些部落按其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大致分为“草原游牧民”与“森林狩猎民”两类。第一类包括久住原地过游牧生活的突厥诸部，和后来迁入接受突厥影响，完成向游牧生活过渡的蒙古诸部；第二类是留居森林地带，主要从事狩猎的诸部。
随着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分化；阶级对立代替了氏族的平等关系。富裕者从氏族中分离出来，成为叫作“那颜”的游牧贵族，他们占有众多的牧畜，握有支配牧场的权力，一些强有力的游牧贵族还在身边聚集一批称为“那可儿”的军事随从。一般牧民称为“哈剌出”，由原来有平等权利的氏族成员变为向贵族纳贡服役的依附者。还有因被俘掠或其他原因沦为奴仆地位被叫作“孛斡勒”的人。有人根据纳贡服役和人身依附现象，认为当时的蒙古社会性质是封建牧奴制；也有人根据俘掠他人为奴的现象认为是奴隶制。这两说还在讨论之中。
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国。蒙古国的建立，对蒙古族的形成具有很大意义。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个部落而成的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凡是这个国家统辖的漠南、漠北地区，概称为蒙古地区，此地区各个部落的居民，统称为蒙古人。蒙古族这时从辽、金时期（916～1234）被统治的民族成为统治民族。
在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成吉思汗的率领下，从1219年到1260年，蒙古族三次西征，先后建立横跨欧亚的窝阔台、察合台、钦察、伊儿四大汗国。在西征的同时，又挥师南下。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历经70余年征战，统一了中国，建立元朝。其疆域北至今西伯利亚，南至南海，东北至今乌苏里江以东，西南包括云南，都纳入元朝国家的行省建置。元朝设置宣政院，首次对西藏进行直接管辖。又设澎湖巡检司管澎湖和台湾。元朝对确立现代规模的中国版图作出了贡献。
由于南下或西征，蒙古族民众被征调各地，因此，蒙古族的分布散及全国。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蒙古分为东西两部：东部蒙古游牧于漠北和漠南，其首领为元室后商，被视为蒙古的正统；游牧于漠西的瓦剌部(即原斡亦喇部)被称为西蒙古，与东蒙古有姻亲关系。
15世纪，蒙古南北被达延汗重新统一，分东部蒙古为喀尔喀、兀良哈、鄂尔多斯、土默特、察哈尔、喀剌沁（永谢布）六部。明末清初。蒙古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以大漠为界，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三部分。漠南蒙古西部的俺答汗注意与明朝修好，发展贸易关系。俺达汗驻地库库和屯（今呼和浩特）修建城郭，商旅幅凑，成为漠南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清朝为了扫除后方的威胁，大举用兵，花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统一了蒙古各部，实施盟旗制度。加强了对蒙古族的统治，保证了蒙古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
喇嘛教的传入及其对蒙古族的影响
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自此以后，喇嘛教深入影响蒙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社会风尚达数百年之久。俺答汗本人皈依喇嘛教，大兴佛事，广建庙宇，宠信喇嘛上层，其后的大封建主也尽力扶持和利用喇嘛教的势力，喇嘛寺院在蒙古地区逐渐形成为拥有土地、牲畜和属众的特殊领地。
喇嘛教给明代蒙古族文化带来了西藏化的强烈影响，喇嘛教迎合蒙古封建主的需要，宣传封建主的特权是前世修行的“善报”，又经常引八思巴喇嘛助元世祖建立所谓“经教之朝”的故事，鼓励封建主的政治野心，并以此自重。这种政教联合的思想，因果业报和佛的创世、转生的思想，深入蒙古封建上层的意识，充塞于贵族文人的文、史著作之中。罗卜藏丹津的《大黄金史》、无名氏的《黄金史纲》（见《蒙古黄金史》），就是藏化的影响在蒙古族文化中的典型反映。只有民间口头文学创作继续发扬了元代蒙古族文化中独立、清新、刚建、活泼的创造精神，如《乌巴什洪台吉的故事》等作。蒙古语言文字的研究，如华夷译语、《心鉴》等，也继承元代的遗绪，向丰富词汇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蒙古秘史》的汉译，是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化成就。这个译本把《秘史》的蒙古原文用汉字逐字逐句音译出来，附以汉文的总译，使这部珍贵的著作在蒙古文本失传之后保存了原貌。明末，察哈尔林丹汗组织了卷帙繁多的《甘珠尔经》的翻译。蒙古文字通过经文的翻译，吸收了大量的梵藏语词，语法进一步严密化，获得了更强的表现力。这是西藏文化对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中一个积极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