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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意气为君饮 北方游牧民族的酒具

发布时间:11-12-18

在中国古代北方,生活着以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和蒙古族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成为草原的统治者。他们以“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草原为活动舞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马上行国”。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便是受匈奴文化的影响。著名的鲜卑族王朝北魏,其孝文帝进行汉化改革,则是吸收中原先进文化的最好例证。这种文化的相融性使中华民族的文明变得多姿多彩。这一特色体现最为突出的便是酒文化。古代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其文化体现了兼容、多变、简朴、动态等特征,决定了游牧民族偏好轻巧易携带的物品。对太阳的崇拜,以及对首饰、服饰、马具的重视,又使他们对金子格外偏爱。游牧及骑射狩猎的生活方式,培育了他们强悍的性格,所以他们对于能御寒壮胆、去邪利身的美酒有着一种天然的嗜好。说到酒,我们自然想到北方的游牧民族的豪饮。作为酒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酒器,游牧民族用金、银、瓷、骨质等材质制作,而且在体量、风格、用途上也体现出与中原完全不同的特点。

据史料记载,宋朝的使者到辽国,对其用大杯、大碗豪饮颇为震撼。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的酒器所用材质大多为金、银、瓷器等几类,体量相对较小的杯、盏类大多使用当时贵重的金、银制作,而体量较大的酒容器往往选择来自中原或南方的瓷器产品,这些酒具的工艺都十分精湛。

金银杯盏类,高度与口径一般不超过20厘米。例如蒙古汗国龙珠纹金杯(图1),高5.5厘米,口径15厘米,杯沿一侧下连一圆环,杯口呈六曲花式,杯底部錾缠枝牡丹、双狮戏珠等纹饰,口沿外侧均饰缠枝纹,制作颇为精巧,应为当时宫廷使用的酒器。它与元代龙戏珠纹金杯(图2)除了杯口不同外,其他形制几乎相同。图3是一件蒙古汗国高足金杯,高10.8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5.4厘米,敞口、卷沿、深腹,喇叭状高圈足。杯腹光素无纹,出土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五股泉。辽代柳斗形银杯(图4)。高6.4厘米,外壁錾满连珠纹饰,极富装饰趣味。辽錾花银盏托(图5)。通高7.8厘米,口径8.8厘米,由托杯、托盘和高圈足三部分组成,分体打制、焊接成型,盏托上錾刻荷叶纹,边饰羽毛状纹,内蒙古赤峰市大营子辽国驸马墓出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体量较大的酒器,以瓷器为主,既有北方窑系,也有南方窑系。这说明宋辽以来,南北文化交流频繁,游牧民族对易碎美观的产品也开始逐渐接受,审美情趣亦发生了变化。如辽代绿釉鸡冠壶(图6),高24.5厘米,就完全仿造马背民族的皮囊造型。金代黑釉葡萄酒瓶(图7),1958年出土于内蒙古察哈尔右翼前旗。此瓶高43.5厘米,口径9厘米,底径9 .3厘米,口沿至肩部无釉,肩以下遍施黑釉。最有特色的是它的肩部刻有“葡萄酒瓶”四字,表明了它的用途,非常少见。现藏内蒙古博物馆。图8是一件西夏磁州窑龙凤纹四系大罐,高58.8厘米,口径14.4厘米,底径16.5厘米,其功能是充当大容量的储酒器。其磁州窑工艺特征非常明显,小口短颈,口沿外侈,圆唇椭圆腹,腹上部用泼墨法画出龙凤和云的轮廓,再剔黑彩,露出白地,勾出龙鳞、凤羽的细部和浮云,形象生动。四系之间各有云纹一朵,腹下部及足部遍施黑釉。现藏内蒙古博物馆。蒙古汗国白釉剔花玉壶春瓶(图9),高33.3厘米,口径9.6厘米,底径11.5厘米,喇叭口、细颈、鼓腹、圈足,通体施白釉,腹部剔刻牡丹花卉纹一周,风格古朴大方。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金代白釉剔牡丹纹卷口大罐(图10),高46.2厘米,口径25厘米,底径2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出土。此罐造型浑圆,立体感强,体现了北宋磁州窑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由于当时贸易往来频繁,江西景德镇的青花瓷、浙江龙泉窑的青瓷等酒器在北方草原开始使用。如1977年内蒙古库伦旗白庙子元代窑藏出土的一件青花飞凤纹玉壶春瓶(图11)就是一件难得的青花酒器。此瓶高29.5厘米,口径8.5厘米,最大腹径15.3厘米,足径9.4厘米,其外型特点是撇口、颈细长、圆腹,胎骨较厚,结体紧密,釉色温润,白中透青,晶莹光洁,青花蓝中微闪紫色。口沿绘一圈卷草纹,腹部饰缠枝纹,花中凤凰比翼双飞,腹底饰莲瓣纹。现藏内蒙古哲里木盟博物馆。

从这些考古资料可以看出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从元代的大量生活用瓷看,盛酒的瓷器已逐渐与中原同化。近几年北方发掘的大量元墓壁画反映出,元中后期,因与中原的征战或商贸的频繁往来,北方游牧民族喝酒的风气也逐渐汉化,首先便是酒器的汉化,如前面提到的酒罐、酒壶、酒勺、托盘、温碗、酒盏 、酒瓶(长瓶)、玉壶春瓶等在元墓壁画中都有呈现,画中所反映的备酒、进酒场景,已不是大碗豪饮的气度了,而是壶杯齐全、礼仪彬彬,显现了南北方民族酒文化的吸收、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