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以贵州高原为中心的濮人社会已经部分进入了阶级社会，在今贵州中、西部、滇东、川西和桂西北等地区，濮人建立了夜郎、且兰、滇、句町、漏卧、邛都等地方奴隶制政权。其中，夜郎的统治中心在今贵州西部，而势力则可达于今贵州大部及滇东、桂西北、川南等地区。故《史记·西南夷列传》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这一时期的夜郎濮人社会已经进入了“耕田、有邑聚”的定居农业社会。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贫富差异以及阶级分化开始在濮人社会中产生，而且与周围地区乃至中原都有了比较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大体说来，今黔西北一带受巴蜀、滇以及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多；而黔南至黔西南则与古代百越各部的关系比较密切，成为联系蜀、粤商业贸易的中转站乃至楚印文化交流之孔道。秦统一中国以后，夜郎地区濮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汉武帝时期，大批士卒、物资自道而入夜郎，汉与当时夜郎的首领多同达成协议，“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其后，又“乃以犍为为郡”，在夜郎濮人地区第一次建立了郡县制体制。此后，汉王朝又在原犍为郡基础上，分犍为而设爿羊爿可郡，领17县。夜郎濮人地区在向封建郡县制转变过程中前进了一步。
夜郎灭亡后，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濮人逐渐被分化、融合、迁徙、分割。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原先的濮人与北上的百越民族部分融合，经济、文化特征相互影响，以至被汉文史籍统称为“僚”(作族名，“僚”读为“佬”)又由于“僚”人大多居于爿羊爿可郡境，故往往称为“爿羊爿可僚”。《魏书》、《北史》皆有僚传，《三国志》、《水经注》也记载了这一时期僚人的活动情况。如《三国志·蜀志·张巅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谓建兴九年(公元231年)，“爿羊爿可、兴古僚种复反，马忠令嶷领诸营往讨，嶷内招降二千余人，悉传诣汉中”。《水经注漾水》亦云：“李势之时，僚自爿羊爿可北入，所在诸郡布满山谷”。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部分僚人(主要是北迁入蜀的这一部分)融合到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当中，另一部分僚人则在自身的演进历程中逐步演变为今之仡佬族。据考，“仡”为发语词，无实意，“佬”即“僚”，仡佬之名来源于“僚”，故《行边纪闻》曰：“仡佬，一曰僚”；《贵州通志·土民志》引《嘉靖图经志》亦云“仡佬，古称僚”。可见“僚”即仡佬之先民。唐以后，汉文史籍中已开始出现“仡佬”之名，或作“仡僚”、“亻葛僚”、“葛僚”、“佶僚”，均为仡佬之同音异字。唐宋时期，仡佬族大至形成了今川黔边境、湘黔边境、贵州西部以及乌江中下游四个分布区，并有可能已经形成了仡佬族内部的各个不同支系。川黔一带之仡佬族或以地名称为“南平僚”，或以族名直呼“葛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