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口传文学是阿昌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期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现代传媒对阿昌族口传文学既有着拓宽传播时空领域，丰富表现形式，增强再创造力的积极作用，也带来了破坏民间口头叙事传统，消解文学“原生性”特质的不利影响。如何用好现代传媒这把“双刃剑”，使之更好地服务于阿昌族口传文学的传承与发展，是每个传承者和研究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一
阿昌族是我国也是云南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我国阿昌族人口总数为33936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陇川、梁河、潞西、盈江等市县，少量分布在保山市的腾冲县、龙陵县，以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云龙县等地。到2006年末，德宏州的阿昌族人口总数为29419人，占全国阿昌族总人口的85%以上，主要聚居在梁河县的九保乡、曩宋乡以及陇川县的户撒乡这三个阿昌族乡。
阿昌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在所属语支上则存在争议。现除归入彝语支、缅语支、景颇语支三种说法外，学术界还有另建阿昌语支的提法。文字上则普遍习用汉文和傣文。没有本民族文字的阿昌族，历史上却积淀起丰厚的口传文学，形成了自己民族的口头文化传统。从活袍① 挥舞雉羽折扇高声唱诵的史诗、祭词，到火塘边老人讲述的各种传说、故事，以及满山满寨唱响的民歌，都表现了阿昌族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性，表达了他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真挚情感和理想愿望。
新中国成立以后，阿昌族作为一个在现代社会中生存的相对后进的民族来说，其包括口传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必然地由主流文化转变为了“民间”的非主流文化，但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阿昌族民族文化传统中顽强地保留着，尽管已经不那么完整。当时间的巨轮迈入21世纪，在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城市现代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强势文化冲击和现代传媒渗透加剧，阿昌族传统的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开始发生巨大改变，阿昌族口传文学赖以生存的环境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面临着衰退、萎缩甚至濒危的状态。因此，深入调查阿昌族口传文学的发展状态，探求影响其传承的各种因素，是当前阿昌族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化研究的重点，本文从现代传媒对阿昌族口传文学传承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这一方面作一些粗浅的论述。
二
传媒即传播媒介，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任何信息的传播都离不开媒介这个物质载体。从最早的体语表达、结绳记事到今天的3G手机、网络空间，传媒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传播媒介越发展，社会、文化就越开放，每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与技术的兴起，都会带来人的感知方式的变化，方便共同体生活中的人的民主参与，从而带来社会、文化的变迁与日常生活的变化”。过去将传媒的发展大致分为口传、印刷、电子三个时期。上世纪六十年代因特网问世，被称之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时代随之到来。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传媒，主要就是指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书籍、报刊、广播、电影、电视、网络及数字通讯等传播媒介。
传媒与人类的艺术活动包括文学活动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传媒与文学自来就有着一种自觉与非自觉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结果要么是产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要么就是出现一种新的传媒表现形式。因此文学一方面生存于语言媒介，一方面又发展变化于社会和时代所提供的传播媒介。包括“活袍调”② 在内的阿昌族民间文学是以语言为传播媒介的口传时代的产物。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阿昌族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因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时间里，阿昌族民间文学都一直停留在口传时代。这段时间即便从“活袍调”的形成算起，也至少有一千多年了。源远流长的口述历史使阿昌族积淀了丰厚的口传文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它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与相对封闭的阿昌族社会生活状况相适应，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精神文化食粮，满足着人们认识、教育、审美和娱乐等种种文化需求。然而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这种自产自销、自娱自乐的文学生存与传播状态因为现代传媒的全面渗入开始发生了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科学与文化的飞速发展，现代传媒开始从城市走入乡村。在梁河地区，广播电视、电话手机等从无到有，逐渐进入千家万户。以九保阿昌族乡的永和村为例，全村86户人家，有电视机的农户共74户，占总户数的81%；有座机（固定电话）或至少1部手机的农户为58户，占总户数的64%③ 进入21世纪后，当地传媒更是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2004年，梁河县启动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到2008年底，全县121个站点的“村村通”工程竣工，转播20多套电视节目和2—10套以上广播节目。加上全县7000多个地面卫星接收用户所接收的广播电视节目，梁河县的广播电视覆盖率达到了82%和84% 。2007年8月，梁河县的“数字乡村”工程建设也开始启动，当年底乡镇网站就全部制作完成，一个覆盖全县9个乡(镇)、66个村委会（社区）、388个自然村的“数字乡村”信息网络平台随即建立起来。短短三十年的时间，古老的阿昌山寨从传统的口传时代跃入了以现代传媒为载体的大众传播时代。
三
现代传媒给阿昌族民间口传文学带来的最初的惊喜，表现在借助印刷媒介而实现的由口头文学到书面形式的转换。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有一大批阿昌族口传文学作品在被发掘整理并翻译成汉语后，以书籍发行和报刊刊载的形式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像云南民族文学季刊《山茶》（《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的前身）在1981年第2期上以“阿昌族文学专栏”发表了一组阿昌族的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和情歌，还有梁河县文化馆编印的《阿昌族民间文学资料》（第1辑、1982年；第2辑，1983年）、德宏民族出版社出版的《阿昌族文学作品选》（1983年）、梁河县文化广播局编印的《中国民歌集成?云南省梁河县卷》（油印本，1985年）等等。这其中又以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的出版产生的影响最大。1979年底，云南民族学院（即今云南民族大学）的阿昌族民间文学调查组在梁河县委的协助下，第一次搜集到“活袍调”中最重要的一折神话史诗《遮帕麻和遮米麻》，活袍和他们唱诵的经文第一次进入到民间文学、民俗学研究者的视野。1983年1月，由阿昌族大活袍赵安贤唱，杨叶生译，兰克、杨智晖整理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诗歌体单行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阿昌族群众合手称庆，奔走相告：“我们阿昌族也出书了”。史诗的整理者在“后记”中曾经这样说，史诗的出版“对于阿昌人民来说，犹如第一个孩子问世”。无独有偶，著名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刘锡诚先生在谈及民间文学普查的意义时，也曾说道：“记录下来的口头文化转换成了书面形式，也便开始了它的‘第二生命’，而具有了‘第二生命’的民间文学，不仅能够通过印刷品的流通、资料馆的保管得以永世保存与流传，而且能够使其从原先口头形式流传的本地区（村落），传播到更广大的社区，甚至通过文化交流而传播到异国。”这段文字，对印刷传媒在民间文学的保护与传播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阐述得可谓精辟。
进入21世纪后，数字传媒技术为阿昌族口传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表现形式，更大的艺术再创造空间。2004年，阿昌族首张歌曲舞曲专集《腊鹫崩》问世；其后的四五年间，以《遮帕麻和遮米麻》、《阿昌人民唱山歌》、《阿昌族情歌专辑》等为内容的阿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光碟陆续面世；2009年，由云南电视台资深节目总监曹先强先生监制的中国阿昌族首部音乐电视《阿昌欢歌》又隆重登场。至此，阿昌族真正告别了“舞台上没有阿昌族的身影，银屏上没有阿昌族的形象”的时代。现代传媒给阿昌族的民间口头文化插上了翅膀，在现代的时空领域里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开放与超越的姿态。
不容否认，现代传媒对推动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迈进，对阿昌族口传文学的保存与传播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一些弊病。
首先，是对阿昌族民间口头叙事传统的破坏。现代传媒的到来，在打破了原有相对封闭的文化空间的同时，也将一些与阿昌族社会发展程度不相适应的，城市的、现代的乃至大众化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带到了偏远的村寨，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取向乃至于休闲、娱乐、消费等生活方式都悄然发生了改变。生活中多姿多彩的民族服饰逐渐被汉装所取代，只在民族重要的节庆活动时穿一穿。一部分年青人即使在最隆重的阿露窝罗节会场，也更愿意穿牛仔裤，梳流行时髦的发型。而随着服饰一道消逝在年青人记忆中的，还有那一个个关于阿昌族民族服饰的美丽传说：《缣花衣》、《绡迈的传说》、《毡裙的传说》、《箭翎包头的传说》。过去在农耕时代，围着火塘盘人类民族来历的“家谱”、对山歌、蹬窝罗，既是民间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也是人们农闲时的主要消遣娱乐方式。可是在今天，当问到“农闲时候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时，有近50%的人（41人）都选择了“看电视、电影”④。串姑娘“对歌”在过去曾是青年男女进行社交、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可是现在当你向年青人询问“谈恋爱是否对歌时”，他们多半会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来，在“不会唱”的回答后面明明白白地表达出异于传统的审美价值取向。
其次，是对阿昌族口传文学“原生性”特质的消解。每个民族的每种艺术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就在于它的“区域化”和“本土性”特征，离开了原生态的生存环境，就必然会发生形与质的变异，所谓南橘北枳就是这个道理。现代传媒的高科技手段固然可以通过规模复制来拓宽艺术传播的空间，却无法将深蕴其中的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也复制出来。正像《技术帝国》一书中所说的：“自然语言不是什么人发明的，因此不是技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种珍贵的无法磨灭的诗意的东西，即是区域性的东西。”阿昌族口传文学中的神话史诗、传说故事、民歌等多数都有很强的“即时即地性”，例如“活袍调”只在阿露窝罗节、丧葬、祭寨及一些送鬼的仪式上由活袍念诵，突出的是庄严与神圣；“窝罗调”⑤ 多在民众的节庆聚会活动中由歌手率领演唱，显得热烈而欢快；而山歌对唱则出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每时每地，想唱就唱，赞叹的是对歌者即兴编唱的智慧与创作能力。在这些场景中，“民间文学的审美融入了生活过程本身，生活情境和民间文学的审美在场往往是合而为一的”。而这种源自生活的“原生性”的审美体验，在某些经过了艺术“精加工”后，用现代传媒包装制作出来的民族文化“产品”中是体会不到的。
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标准化、媒体传播大众化的背景下，现代传媒正以不可比拟的速度席卷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迅速成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场力中的一种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重视现代传媒对阿昌族民间口头文化传承与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也不能忽视它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有人曾形象地将现代传媒比作是一把“双刃剑”，如何用好这把“剑”，在主流文化的强势媒体空间里发出自己民族的声音，保留自己民族的特色与传统，是每一个阿昌族口传文化的传承者和研究者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或歌舞。
